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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余光中那样恪守传统文化

  12月14日,台湾著名诗人、文学家余光中病逝。情之所至方为诗。对余光中先生的认识,很多人是从诗歌《乡愁》开始的。一枚小小的邮票,一张窄窄的船票,一方矮矮的坟墓,一湾浅浅的海峡。21岁的余光中写下的这首诗,撩拨起国人对两岸统一的浩荡思绪。一生在逃亡与离乡中颠沛流离,半世在纷争与战斗里孤独忧郁,却因灵魂早已皈依汉唐魂魄,因此笔下才会有“酒入豪肠,七分酿成了月光,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,绣口一吐,就半个盛唐”的豪气。 

  从江南到川蜀,从大陆到宝岛,从美国到香港……余光中一路走下去,便是一生的时光。那种思乡的情切,那种飘荡的忧伤,那种对和平盛世归属感的渴望,大概是文字也不能承载的重量——因为,“童年的天空啊,看不见风筝,看到的是轰炸机”。诗人或者诗歌的好坏,其实与繁复多元的人性无关,大概有两个基本的维度:一是对于现代性困境,诗文呈现了怎样的张力;二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承续,诗文恪尽了怎样的使命。 

  余光中的诗能在中国成为一波波“余光中热”,大概比较典范地回应了以上两个命题。一方面,他的诗歌跳出了个人的情绪体验,未曾回避诸多历史和政治的思考;另一方面,他的诗文基本契合台湾诗坛30年间“西化而回归”的走向。从“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,便是泰晤士的河水”,终归于“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,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”。 

  倒不是因为老先生驾鹤西去,我们就非要在其生平经历上鎏金,而是揆诸现实,他的文学价值远在“乡愁”之上。有人说,余光中去世,这世间又少了一个高级而有趣的人。这话未必有假。著名主持人曹可凡曾访问他,说如何面对李敖的攻击却从不反击,余光中答:“他一直骂我,我则保持沉默,这说明,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,而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。”老先生在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翻译上皆有建树,自称为写作的“四度空间”。看过他的《翻译乃大道》,大概会发现另一个余光中。诗好,散文更胜,梁实秋亦曾赞其“成就之高、一时无两”。 

  难能可贵的,是余光中对传统文化的恪守。他曾说,“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”,“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”,“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”。他亦明确表示,“如果把文言文抛掉不用,我们就会变成没有记忆的民族!”了然了余光中的以上取向,就会明白其文学造诣中的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,大概就是将西方象征派意向,融会贯通于中国古典派诗情之间。在中国诗歌几乎快要沦陷于各种“体”而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,重读余光中,重读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史,或许,这也是文艺创造与文学创作之需。 

  一转眼,余光中与《乡愁》隔了个人间。满眼先生归也,不觉江南冬寒。(邓海建) 

责任编辑:王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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